北京荣宝2023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今天在北京嘉里酒店今天拉开帷幕，6月29—30日预展，7月1日拍卖。
此次春拍珍品云集，囊括中国书画、现当代艺术、古董文玩、佛教典籍、古籍善本及文人写本墨迹等诸多门类，琳琅满目，珍品荟萃，甄选近1600余件拍品，共设11个专场，分别为“中国书画·荣名为宝”“中国书画·近现代”“景行维贤·启功作品专场”“春风浓艳·王雪涛作品专场”“以文会友·中国书法专场”“中国书画·当代”“现当代艺术”“中国骨董及松竹书房”“一念莲花开·佛教典籍与古籍善本”“洵美·长物的空间陈设”“文翰墨林·文人写本墨迹专场”，门类题材广泛，名家阵容齐聚，亮点颇多，极具特色。
其中，“文翰墨林·文人写本墨迹专场”将有6件黄侃墨迹拍品，最具文献价值、学术价值、艺术价值的当属Lot2186“黄侃手批《许氏说文》”，最见季刚先生小学之功力，通篇满批，考据详实。为充分论证此件拍品的价值，北京荣宝拍卖联合《藏书报》，邀请四位小学、经学、训诂学以及古籍文献学方面的专家，请他们结合研究，畅谈对这部拍品的认识。
黄侃（1886—1935），初名乔鼐，后改为侃，字季刚，又字季子，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湖北蕲春人。师事章太炎，受小学、 经学，为章氏门下大弟子。于经学、小学、文学、哲学等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与章师并称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校，著有《音略》《集韵声类表》《日知录校记》等。
这是一部同治年间翻刻毛氏汲古阁的《许氏说文》。打开以后，可以看到里面有大量蝇头小楷的批校，有黄焯的款识——“庚午1930”，还有很多黄侃的批校，比如里面出现不少“侃曰”“侃云”或者最后落款“侃”这样的一些说法，可说明这些都是黄侃先生自己进行批校的文字。
黄侃学识很渊博，尤其在小学文字学方面功底很深，他是章太炎的学生，但章太炎亦很看重他的学问。听说黄侃50岁之前不会发文章著书立说，章太炎还曾多次劝说他尽早将学术成果面世。
黄侃不仅能够写篆书、楷书，还能写隶书、草书等，写得都非常好，在这部书中，虽然批的是蝇头小楷，但是也可以看到黄侃在做学问的时候，用不同书体来记录了对这部书的见解，这些记录有墨批和朱批、琳琅满目，从中可以看到过去做学问的大家用功之深，以及阅览之广。
关于古文献研究的创新，陈寅恪先生有一句名言，借助佛学术语，“所有的新学问，大多来源于新发现”。
这句话实际上指出了“罗、王之学”和“章、黄之学”的区别。当年，“章、黄之学”之于“罗、王”是守旧的，多从文献到文献。现在来看，荣宝发掘出来的这批新材料公布出来了以后，我们研究章黄之学者也就有了新的材料。比如说，黄侃的这两册日记中的《六祝斋日记》，就可以补程千帆等四位老先生整理、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黄侃日记》的所缺。有了新的文献，新的学问就出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部书是同治年间翻刻明毛氏汲古阁所刊《许氏说文》，版本学上意义一般，但天头却钞存有诸多黄侃先生研究《说文》字形、音义心得的跋语，非常重要。第一是因为黄侃先生半生信承他的老师太炎先生的教诲，五十岁以前不著述，所以他很多具有伟大学术意义的新发现都记载在他的书跋里。这部书所存的跋语，要比此前中华书局影印的那本黄侃文集的《黄侃手批说文解字》以及较早的《说文笺识四种》那个本子大概要多出三分之一。约略可以统计，从20年代到30年代，黄氏在《说文》方面的一些新的发现，他都以跋的形式补充到这部书的跋里了。更重要的是，此间黄焯先生还加入了一些补录。所以，这个本子比中华书局那个本子要重要，那个跋的是孙星衍“五松书屋”影宋版的翻刻本。
20世纪以来，汉语世界有两个重要学派，一个是罗王之学，一个是章黄之学，章黄主要是针对文献的。我们可以这样说，20世纪以来，“《说文》学”的传承，做得最好做得最纯粹的就是章黄。他们这两位不太关注出土文献，但他们对传世文献的研究却是登峰造极的，我们现在能够见到对《说文》校注做得最好的就是章黄。他们有两个传承体系，也是两部经典。一个是鲁迅先生、周作人、钱玄同他们十几位在日本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的课，其后经整理听课笔记成《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另外一个就是这位黄侃先生对《说文》的校跋。黄焯曾把这些校注整理出来，总称作《说文校笺》，可以说此两者均为这个时代研究《说文》不可须臾离开的核心文献。
此书跋语里有很多“师云”“师曰”等重要的学术观点的引用即来自于太炎章先生的观点。而黄氏自己的跋语，更多不是说字形，而是在说字音，从音韵、训诂的角度来讲《说文》字形的转化，来研究秦篆字形之间的演进。传统的观点以为，章黄更多的是从传世文献出发，很少关注新出土的甲骨、金文，章先生一生几乎没有涉猎这些，而从这本书的跋语来看，黄侃还是偶有涉及的。
我在见到这部《黄跋〈说文〉》之前，以为是不可能触摸中华书局影印的那个底本了，因为那个本子被收藏在武汉大学图书馆。等翻阅了这部书之后，坚定了我对这个东西的认知，即不见真东西，你很难单靠复印、印刷品领略一种庄严的书写美学。
第一是字体，这样的题跋体书法，在当代是非常少见的。山东大学教授蒋维崧曾说：“书法要回归到文史哲”。你没有见过黄侃的题跋小字，就仅仅知道他是一个大学问家而已。亲眼看到此类众多的精绝的题跋小字，才能领悟高深的学问所铸就的艺术的美。当下“学问字”基本成了反讽。我想建议那些天天把写字当作完成任务的朋友来看看黄侃的这些墨迹，这样严谨、精绝的题跋，没有文化与学问的渐次修养，能把字写成米粒大小，仍然具有饱满的流畅的书法之美，那是不易做到的。黄焯作为黄侃的弟子，他的部分补充文字，就没法和黄侃先生相比。
第二，从字体风格等方面看，我们古代大概有一种专门的题跋字体，和中华书局（出版的那本黄跋《说文》）做深入比对，传抄转抄以及仿造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这部翻刻汲古阁本《说文》上的黄氏跋语，是他晚期的研究《说文》心得的集中体现。这些跋，最主要或者说最终目的，就是要为写几篇论文或者写一部著作而准备的，这是中国古人的基本著述方式。先把主要问题找到，逐一解决，然后再总结整理以成书。而不像现在很多书是学者的论文，是用拍脑袋想出来的。所以，这部《说文》的跋本是非常重要的文献，还有那本《国学概论》的跋语。
黄侃也是那个时代比较幸运的几位，他看到了新出土居延汉简。最早的居延汉简却是由罗、王整理的，书名叫《流沙坠简》。章黄学派不太笃信出土文献，关于这些新面世的两本日记里有部分透露，一个非常高级的学术史上的逸闻，就是黄侃先生居然在他自己的日记里偷偷临汉简。1901年汉简就出土了，但是当时被很多人学术权威给霸占，一般学者根本见不到。另外还有一些在外国人手里。最早大概是20世纪前二十年，通过罗王的《流沙坠简》出版，才使大家有机会一睹“汉代以至六朝墨迹”之真容。我刚才核了那个日记里他临摹的汉简，看看风格，就是来自《流沙坠简》，很有意思。从他日记里的笔迹，从很犀利到有点拙朴之气，就是跟他临摹汉简有很大关系。汉代人的这种书写审美还是影响了黄先生。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个章黄从来不沾出土文献，不是绝对的，这是你们这批史料的重大价值，至少是弥补了很多人比较主观的印象，纠正了偏见。
黄季刚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学者、文人、诗人，也是一位非常有个性的文化人物。黄侃一生治学勤苦，但因为身体原因在50岁时去世。他留下的著作并不多，其一生辛勤治学的成果，主要体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他做过大量的批注，点书批书，二是非常丰富的日记之作。
黄侃学术，或者说章黄学术的精髓在于“《说文》学”，黄侃一生曾多次批注过说文，并让自己的弟子多次去过录他的说文，这是黄侃学术的重心所在。
我们见过各种版本的黄侃手批说文，但这次见到的黄焯先生珍藏的黄侃手批说文，是目前我见到的最精彩的一部。里面字迹精美，以小字书写，笔墨清晰，笔笔不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书法价值，可以说，这是在黄侃的各个手批《说文》中的最精之本，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学术价值、书法价值、艺术价值，是不可多得之珍本。
另外看到了黄侃两部日记，其中一部《六祝斋日记》此前从未发布。当时在影印之时，整理者就说，这一部分的日记有所亡佚，但是没有想到这次拍卖重现人间，也就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总之，这一次的荣宝斋拍卖的几部黄季刚先生的作品，都是精品、珍品，有很高的文化价值，让人眼前一亮。
黄侃先生是现代学术史上尤其是小学领域的一位杰出学者，但因其早逝，未有成系统的著作结撰，故而也给学林留下不小的遗憾。北京荣宝此番公布的黄侃手批《说文解字》八册和《国学概论》一册，可见大量黄侃批校手迹，信息极为丰富，是可资一窥黄氏学问的门钥。这两部文献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简要言之约有三义：
首先，批校题跋是黄侃本人治学以及“章黄之学”的基本方法和形式，“章黄学派”是民国以来代有传人的一个很有影响的学派，其特点或曰长处正在于不竞趋新的保守性，黄侃其实并不特别重视新出史料、特殊版本，他的主要精力只是集中在少数经典和常见图籍上，他曾说“博览旁征，必先有其基”，“平生手加点识书，如《文选》盖已十过，《汉书》亦三过。注疏圈识，丹黄烂然……《说文》《尔雅》《广韵》三书，殆不能计遍数。”这种“旧书不厌百回读”的治学方式，成就了黄侃“传统小学集大成者”的地位，由此也可见，他的全部学思均凝结在读书批跋的过程中和文字上，这些零散的碎金，虽不为“今之学者”所重，但恰恰是黄侃学问的精华。所以，当我们阅读、梳理《说文解字》《国学概论》中的批校内容，即等同于研读黄侃的重要著作，是走入其学术世界的一条捷径。
其次，作为说文学的大家，黄侃对于说文学史至为熟稔，《说文解字》八册中时时有其称引前人撰述和意见，如“段注”如何“桂曰”如何，不足处则作补充论述，错谬处则作辩驳删订，未明处则作阐释延展，自发之语均有“侃云”“侃谓”“侃曰”等加以提示，这些密布书中的批校和题跋，既可见黄侃个人读书的心得和理解，也可见他和说文前辈跨越时空的学术对话，足以丰富和加深我们对说文史、小学史以及黄侃个人学术思想的认知。
第三，通过这些极其精致的批校手迹，也能够感受和体会黄侃书法的一个面向。黄侃虽不以书法名世，但他毫无疑问是一位很有功力的善书者，甚至可以说是一流的学者书家。近些年市场上也能看到一些黄侃的书作，题额和大字多拟天发神谶篆势，既十分古朴，又融入了自己的艺术理解和用笔习惯，很有新意，也很雅致，可惜不太多见；小字又是另一种面貌，如短篇批跋偶作汉简字意，长篇则流露出自然书写和日常书写的习惯，有凌厉深挚之感。《国学概论》和《说文解字》中的批跋是较为典型的黄氏书迹，前者书中两页补钞天头的长跋，与黄侃书作的落款字体并无二致，颇见趣味和情致，而后者八册中书风得以保持一贯的蝇头小楷，则极为明晰地体现出黄侃的严谨和对学问的敬意，也可谓是“非欲字好，只此是学”的最佳注脚。
另外，《说文解字》八次册中尚有少量黄焯补跋，他在个别地方做了一些补记，也都使用“焯补”这样的提示语。很明显的是，黄焯补跋的用笔、字体都和黄侃有别，因其内容少，故而可以用较重、较粗的笔画。对比黄侃和黄焯的批跋，也可以感知两人书写时的心绪和状态是完全不同的——即使是写在又有韧性且纤维很粗类似皮纸的这种纸上，黄侃仍能以细密的笔触呈现其精审的思虑和不苟的态度，留给数十年后的读者以无声的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