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荣宝22秋拍

LOT 328

齐白石（1864-1957） 篆书七言联 

1924年作

水墨纸本  立轴

127×29cm×2 

RMB 1,500,000-1,800,000

钤印：三百石印富翁、鬼神使之非人工、白石翁、木居士

款识：叔章仁兄先生两正。甲子冬，齐璜。

释文：朋友善书包氏训，夫人能画赵家风。

鉴藏印：林汝楫、家在新洲双柳间、林汝楫藏、林汝楫宝玩

出版：《中国现代书画鉴定》P203，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

出版物

附赠送收藏家林汝楫书法对联两幅

（138×33cm×2 / 138×33cm×2）

齐白石最使我们熟知的两个身份，一是画家，二是印人，至于他的书法造诣，常常为人们所忽略。他曾自言：“我诗第一，印第二，书第三，画第四。”关于齐白石的书法取径，他自己总结说：“书法得于李北海、何绍基、金冬心、郑板桥与《天发神谶碑》的最多。写何体容易有肉无骨、写李体容易有骨无肉，写冬心的古拙，学《天发神谶碑》的苍劲。”可见，齐白石并非如传统帖学滋养下的书家那样，以“二王”阁帖为依傍，而是独辟蹊径，学习一些个性风格强烈的书家，且从碑学中受益良多。在诸多书体中，齐白石的篆书独树一帜，其字形介于篆隶之间，收放有致，结体颇具匠心独运的奇险与大胆，充分显示出内在营构能力，可谓大气磅礴，老辣厚重与稚气天真浑然统一。

局部

这些书法特点，在这幅写给方叔章的对联中也有呈现。此幅对联款识为：“叔章仁兄先生两正。甲子冬，齐璜。”可知受书人为方叔章。

方叔章，原名表，长沙人。清光绪八年（1882年）九月生于南京。1902年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攻警政。回国后任广东警察学堂堂长，曾参与“筹安会”活动。1928年后，任国民政府农矿部、行政院秘书。抗日战争时期，任天水行营秘书长，后辞职退休。1948年回湘，与中共湖南地下组织建立联系，策动程潜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省人民政府委员、省军政委员会顾问、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省文史馆副馆长等职。

方叔章长沙故居（方叔章公馆）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书

关于齐白石同这位湖南老乡的交游，有一些材料可供考察：1919年，齐白石定居北京，住法源寺。他曾于《为方叔章作画记》中曰：“余作画数十年，未称己意，从此决定大变，不欲人知，即饿死京华，公等勿怜，乃余或可自问快心时也。”（节选自《齐白石研究》P66，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为方叔章作画记》不仅表明齐白石与方叔章有过交往，还为其创作过书画作品，交往记录还有齐白石自己的日记为证。

齐白石 《癸卯日记》 北京画院藏

（廿七日，为人作画记云:余友方叔章尝语余曰:公居京师，画名虽高，妒者亦众,同侪中间有称之者，十言之三必是贬损之词。余无心与人争名于长安，无意信也。昨遇陈师曾，曰俄国人在琉璃厂开新画展览会，吾侪皆言白石翁之画荒唐，俄人尤荒唐绝天下之伦矣。叔章之言余始信然。然百年后盖棺，自有公论在人间，此时非是，与余无伤也。）

又见齐白石《芙蓉游鱼》题跋：“余友方叔章尝语余曰，吾侧耳窃闻，居京华之画家多嫉于君，或有称者，辞意必有贬损。余犹未信，近晤诸友人，面白余画极荒唐，余始信然。然与余无伤，百年后来者自有公论。”

局部

再来看齐白石的篆书，他大约从三十四岁开始学习篆书，他的篆书和传统意义上的小篆结体有所不同，在结字上更多的是注重空间布白。他一改传统篆书的结字体势，删繁就简，变圆为方，在看似规整的空间里营造出丰富的变化，在看似笨拙的字形中演绎出通脱圆融。在篆隶相间中抒发豪迈、放逸、自由创造的精神意趣。尤其是他70岁后，取法秦汉，书风更为方劲健挺，错落有致，生动自然。

局部

这幅篆书对联，用笔深沉厚重，笔如刀契，力透纸背，逾古逾妍，弥古而坚。他一改传统小篆的“玉箸”般的形态，更具书写性，转折加重顿笔，纵横涂抹，不与点画细微处斤斤计较，既有秦篆的雄强质朴，又有以古为今的勃勃生气，整体气息雄强，墨色如凝漆，行笔生涩老辣，沉着痛快，令人叹为观止。此作的结字多作长方形，疏密对比强烈，横平竖直，端正稳重，大开大合，左右横突，筋骨强劲，有一种长枪大戟的洒脱和沉着舒张的宽博。其用笔和结字形成一种对比和统一的关系，用笔藏头护尾，而结字却以长方形构成平面，横竖、斜笔交相辉映，富有新意。整幅作品给人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一种教化之外的自然意趣，一种朴实可爱的艺术感染力。齐白石篆书与其篆刻相辅相成，“书从印入，印从书出”，最终形成这种稳健苍劲，笔画纵横，简洁老辣，力能扛鼎的独特风格。苏东坡曾说“ 我书意造本无法”，齐白石也继承并很好地阐释了这种书学思想，强调书法创作中要自立门户，不单一的依傍前人，师古而不泥古。但应当明白，“无法”并不是随意涂鸦，而是在熟谙经典以后的跳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