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绍良：苏轼《功甫帖》考辩

 

摘要：苏轼《功甫帖》墨迹，被质疑“双钩阔填” 伪本，本文针对这一观点予以论证。

1）双钩阔填，摹自于《安素轩石刻》，（谢稚柳先生对钩摹的定论）。

2）翁方纲跋伪，与文集不符（存世古迹题跋多与文献不符）。

3）张葱玉、徐邦达未见过《功甫帖》实物（此论差谬，张、徐皆留有过眼录，及明确文字）。

4）侧笔入锋，与苏轼书风不符（此论与可靠的历史文献不符，北宋黄庭坚曾专论苏轼侧锋用笔）。

5）项子京、安岐收藏印真伪问题（举例为证）。

6）纸张考证（这个主要问题非常重要）

7）博物馆专家高调介入民间作品真伪争论，言辞激烈。

8）郭祥正是否做过奉议郎？徐邦达是否“走眼”？虫蛀痕迹就是作伪？翁方纲造伪说？是否曾入藏上海博物馆？等问题予以考辨。

结论：陈萧羽先生及苏富比研究报告，已论述观点不会再多赘言。本文重点在纸张、“双钩阔填”、翁方纲跋文与文集、苏轼书艺书风、项子京、安岐藏印等方面论述。

笔者在刘益谦购买《功甫帖》提供意见，后纷争声明愿购藏，现将《功甫帖》是真迹论证结果呈现大家！

 

苏轼《功甫帖》，纸本，墨迹，两行九字，纵27.9厘米，横9.5厘米，书“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1），是苏轼写给好友郭祥正（功甫）的临别便签。2013年纽约苏富比拍卖成交价，折合人民币五千万元。

书者苏轼（2）（生于1037仁宗景佑四年～卒于1101年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中国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元丰四年（1081年），他躬耕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受书者郭祥正（3）（1035仁宗景祐二年～1113年徽宗政和三年）字功父，一作功甫，号谢公山人。当涂（今属安徽）人。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进士，历官秘书阁校理、汀州通判等。自诩唐代大诗人李白转世，元人补有《青山集》30卷。

最近有关苏轼《功甫帖》真伪问题，学术上发生一些争论。《功甫帖》拍卖之前，本人曾考证研究。近日拜读上博三位研究员的文章，实感考证方法与观点，颇有瑕疵，在此与三位学者商榷。

    （一）媒体先后报道上博研究员对于《功甫帖》的质疑：

1）上博研究员率先发难：

    2013年12月21日上海《新民晚报》署名乐梦融的文章（4），《五千多万拍自苏富比的《功甫帖》被指伪本》。(以下简称文一)署名为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先生的采访报道，认为苏轼《功甫帖》拍品问题如下：

    （1）其用笔居然以偏锋为主，线条无不单薄枯梗，缺乏立体感，兴味索然、寒碜，运笔亦不知所措，如鼠迹乱蹿，一派伧父面目，如此书艺，谓与东坡无一毫沾边。

    （2）《功甫帖》钩摹本，其中出现了大量非人工自然书写而产生的石花、斑点、圭角、棱角状等莫名甚至匪夷所思的运笔与笔触。《功甫帖》钩摹本右下有“世家”一印，翻刻自《安素轩石刻》所收的苏轼《功甫帖》拓本。

    （3）明代著名鉴藏家项元汴的鉴藏印，按照项元汴的收藏习惯，不可能不在《功甫帖》上留印。

    （4）清代书画名家翁方纲的书法存世较多，与这幅拍品立轴上的翁氏书法差距甚远。

    （5）指出《功甫帖》墨迹源于拓本的时间，是清中期道光四年(1820)至同治十年(1871)之间。《功甫帖》伪本钩摹自晚清鲍漱芳(约1763-1807)辑刻的《安素轩石刻》。

（6）记者采访手记：私人收藏品鉴，以藏家满足为上;但进入公共视野，在美术馆里起到美术教育普及的功能，作品是真是伪，关乎大事：欺世之作若登堂，惑人耳目，贻笑后人。

              

2）上博研究员加大力度给媒体爆料：

2013年12月23日《新民晚报》又刊“上世纪80年代曾有《功甫帖》赝品流传”一文，（以下简称文二）言：

（1）有知情人士向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透露，上世纪80年代曾有人研究过一件文革抄家得来的《功甫帖》，经过研究考证，发现是赝品，于是退回物主，后来听说此物被带出境外，可能流入美国，但目前也无法确认。

（2）上博书画部研究员单国霖随即向《解放日报》记者表示，他和另一位研究员钟银兰均曾见过《功甫帖》实物，完整报告中将不涉及《功甫帖》纸张问题，笔迹研究主要参考苏富比《功甫帖》拍卖图录。而另一位研究员凌利中也告诉过本报记者，他在预展上研究过这件拍品。

2014年1月14日《新民晚报》方翔透露（以下简称文六）：多家媒体今天上午从上海博物馆方面核实得知，这件《功甫帖》无论是收藏还是寄存，都未曾到过上海博物馆。而本报记者又从知情人士处获悉，许汉卿的抄家清单中，也未见这件《功甫帖》。上世纪50年代，此帖装裱成立轴后，一直深藏未示于世。

3）上博研究员与刘益谦双方争论焦点：

2013年12月30日《东方早报》又刊载，“上海博物馆研究者回应研究《功甫帖》原因”一文（以下简称文三），新的观点：

（1）研究者前天向《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表示，他们是前不久通过研究馆藏的《刘锡敕》而顺带研究《功甫帖》，因为两者互为佐证，并非专门针对《功甫帖》，研究报告将于近日刊发。

（2）刘益谦指出：“上博的专家并没有看过原作”——而据上博研究者之一的凌利中此前告之，9月份苏富比拍卖时他正在美国访学，当时专程到预展现场认真观摩了这一拍品。

（3）研究人员经过考证，发现《刘锡敕》钩摹制作时间为嘉庆十年(1805年)至同治十年(1871年)之间，并非鉴定家徐邦达先生在其《古书画过眼要录》中所认为的“明人伪本”。

也就是说，通过对馆藏《刘锡敕》的研究，研究人员已推翻了徐邦达先生对《刘锡敕》的结论。

   （4）而通过对拍卖本《功甫帖》的研究，研究者或将再一次重新反思徐邦达先生对《功甫帖》的那短短评语。

　　当然，其实无论是徐邦达，抑或启功、谢稚柳等书画鉴定权威，生前难免也偶有争论或看“走眼”之处，从这一角度而言，倒也未必完全迷信权威。同理，对于上海博物馆相关研究人员即将公布的关于《刘锡敕》与《功甫帖》的学术研究报告也亦尽可讨论。

4）鉴定报告出炉，三位专家意见相左：

2014年元旦，《中国文物报》又刊载单国霖先生（5）：《苏轼《功甫帖》辨析》一文（以下简称文四），钟银兰、凌利中二先生（6）的《功甫帖》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文五）：从法帖中双钩。两篇文章出现重大变化，单国霖先生明显与钟银兰、凌利中两位先生观点有很大分歧。

此两篇文章中，除分为两个阵营之外，文四另提出一些新的观点：

（1）苏轼《功甫帖》的翁方纲跋伪，字体由瘦长变为方字。

   （2）安仪周的印鉴款识真，应该是《墨缘汇观》著录。

（3）张葱玉的《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里，不知出于何因，没有载入《功甫帖》。徐邦达先生未见此件作品。

文五研究报告的观点：

（1）墨迹是《功甫帖》“双钩填廓”。

（2）《功甫帖》墨迹本摹自《安素轩石刻》，是钩摹自《安素轩石刻》之“拓本”。

（3）墨迹本书艺与苏书不符，远差于拓本。

（4）墨迹本带有拓本特征，如墨斑等。

（5）墨迹本并非安岐收藏，项子京的收藏印不可能不盖在本幅上。

（二）对于以上诸文的考辨：

上世纪80年代，美国掀起《溪岸图》轴的争论，致使中国古代书画追捧达到历史高潮，结果大都会博物馆科学测试否定了张大千造伪一说。

          

   《溪岸图》科学测试图        《溪岸图》现状图

《功甫帖》墨迹到底真相如何，本文针对专家及媒体意见逐一详述辨析阐述。钟银兰、单国霖两位先生，是笔者的前辈，前文涉及的诸位文中谬误之处，望不吝赐教：

（1）为何言辞犀利并贬斥先贤：

文一：

在《新民晚报》采访手记，以一种居高警示之态，不无从人听闻批评道：私人收藏品鉴，以藏家满足为上;但进入公共视野，在美术馆里起到美术教育普及的功能，作品是真是伪，关乎大事：欺世之作若登堂，惑人耳目，贻笑后人。

文三：

    通过对拍卖本《功甫帖》的研究，研究者或将再一次重新反思徐邦达先生对《功甫帖》的那短短评语。

当然，其实无论是徐邦达，抑或启功、谢稚柳等书画鉴定权威，生前难免也偶有争论或看“走眼”之处，从这一角度而言，倒也未必完全迷信权威。同理，对于上海博物馆相关研究人员即将公布的关于《刘锡敕》与《功甫帖》的学术研究报告也亦尽可讨论。

上述这些措辞，本不应出现学术性的考析文章中提出，其中用词的武断已情绪化地失去媒体客观立场与公正调查。特别是谈及已逝去的启功、徐邦达、谢稚柳诸贤，言辞不敬，三位前辈对中国古代书画的鉴定功绩甚伟，今人怀敬重之心非以贬盖棺！

（2）专家意见由共同转变为异同：

文一发布之时，三位研究人员共同署名对《功甫帖》提出质疑，而且冠以上海博物馆名义。前辈鉴赏大家的成就，并以之为人和治学态度恩泽后世，要多怀敬仰之心。十多天后，《中国文物报》刊登的文四与文五中三位专家令人诧异出现两种意见，变成以私人名义发表文章，并无任何头衔的个人署名。

尤其是文四与文五，针对清安岐是否收藏过发生分歧，文四肯定《功甫帖》是安岐收藏，安岐收藏印真，应属《墨缘汇观》著录。文五坚称摹自《安素轩石刻》拓本。

（3）争论焦点张葱玉、徐邦达二贤是否过眼？

    文四认为：

     安仪周的印鉴款识真，应该是《墨缘汇观》著录。

 张葱玉的《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里，不知出于何因，没有载入《功甫帖》。徐邦达先生未见此件作品。

文四的新观点的确较第一篇文章有所变化，肯定苏轼《功甫帖》为清初安岐《墨缘汇观》著录，安岐收藏印鉴真。

张葱玉日记1940年2月4日记载：“(韩)慎先北平诒书，寄示东坡《功甫帖》、元章《章侯茂异帖》、《道祖帖》、（应为逗号）又陈俊卿、李寿朋二札子影本，索价二万元。中间《功甫》、《章侯》二帖最佳，《道祖帖》真而不精，又破损太甚。《功甫帖》才九字，若与《太简》为匹，则真属双璧矣。”（7）

质疑张葱玉看的是影本，首先，以大古董商韩慎先以赫赫名迹寄示，是请葱公购藏，而非考鉴，二人交往甚厚。韩无理由也不敢用双钩阔填本蒙骗葱公。葱公学识渊博，遍览古籍，何况安岐《墨缘汇观》乃鉴藏家必读之典，葱公过目睹帖自然清楚是为《墨缘汇观》著录、李佐贤《书画鉴影》记载的《苏米合册》，其中包括苏轼《刘锡敕帖》、《功甫帖》、米芾《章侯帖》、《道祖帖》四札，这里日记载《功甫帖》九字，无疑是苏轼《功甫帖》了。文四在《道祖帖》后断句变为顿号，用意良苦，将后面的影本问题就与上句联成一体了。尽管当时处于战乱时期，邮寄物品还是有诚信的，如白坚甫邮寄易元吉《聚猿图》、虞世南《破邪论》册、龚开《骏骨图》给三井高竖。

六十年代初期，国家文物局成立张葱玉（组长）、韩慎先（后为刘九庵）、谢稚柳三人小组（8），走遍全国鉴定公私所藏古代书画，三人朝夕相处难免谈及苏轼墨迹。葱公将苏轼《苏太简帖》列为精品，又怎能不涉及苏轼《功甫帖》呢？况且，又有韩慎先四十年代沽售苏轼《功甫帖》向张葱玉兜售之事。

张葱玉《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虽未编入苏轼《功甫帖》，其缘由是《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原计划审鉴编入6000余幅书画，因葱公英年早逝，文物出版社将已完成的2800余幅书画编撰成书。《苏米合册》中米芾《章侯帖》和《道祖帖》，同样《日记》中可查，未见记载《木雁斋笔记》。曾巩《局事多暇帖》页，曾是葱公收藏，亦未编入《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

尤为不解的是，文四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言，徐邦达先生未见苏轼《功甫帖》实物，此论实属子虚。徐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前言中特意声明，凡过眼之作皆注明，以初小语文知识亦懂“过眼”即“看过”之意。值得注意的是，徐老加了“按”语，“《功甫帖》为第二幅，虽只九字，极为神采。”（9）

徐先生究竟是否“过眼”，另有发表的文章为证，1992年第02期北京故宫《院刊》，徐邦达先生在《书画鉴定百例》中《苏轼<宣德郎刘锡敕草>一页》中文字：

“曾见赐《宣德郎刘锡敕草》一通，在《苏米翰札》合册中，见之《书画鉴影》卷一O，闻今已分拆。其中，苏书《功甫帖》、米芾书《恶札帖》，现藏上海博物馆，皆真迹无疑。”（10）

  

徐文明确记载曾在《苏米翰札》合册中“过眼”《功甫帖》，并一锤定音为“真迹无疑”，文中还记述，其意“闻今已分拆”所观四札之为上博，1992年合册已分拆。近闻上博告知媒体，这件《功甫帖》无论是收藏还是寄存，都未曾到过上海博物馆。

笔者在此认为张葱玉、徐邦达二贤，是亲眼目睹《功甫帖》墨迹的，并以之丰富深厚的“过眼”经验和经历，先后赞誉《功甫帖》的“最佳”与“神采飞逸”

（4）项元汴、安岐钤印是真的

文一和文五钟、凌二先生在两篇文章中认为，

明代著名鉴藏家项元汴的鉴藏印。但是，按照项元汴的收藏习惯，不可能不在《功甫帖》上留印。

二位鉴定家或堪称当世鉴定大家，在明代最著名鉴藏家的钤印问题上，竟不免有疏漏之嫌。其认为项子京的钤印习惯，必定将收藏印钤盖于本幅之上，“不可能不将不在《功甫帖》上留印”。张伯英收藏的王羲之《此事帖》、普林斯顿大学王羲之《行穰帖》、有邻馆黄庭坚《李白忆旧游诗》卷、台北故宫郭忠恕《雪霁江行图》（11）经过项子京收藏，已有普世定论为真迹，四幅作品本幅上均没有项氏收藏印。不久前于故宫合璧的《出师颂》，这一名迹曾经项子京收藏过的，其上面亦不见项氏藏印。

    

       王羲之《此事帖》            王羲之《行穰贴》

  

 郭忠恕《雪霁江行图》

 

  《出师颂》

据以上名迹显示了一个明确事实，即项元汴收藏钤印不一定盖一件藏品的本幅之上，二位资深研究员的研究结果若非有疏忽，则有失于过眼之宽博。

关于文四苏轼《功甫帖》辨析：

文四称“与翁方纲题跋同一纸上钤有明项元汴三印：“子京”朱文葫芦印、“项叔子”白文方印、“檇李项氏士家宝玩”朱文长方印，经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第82号、80号、108号相较，都有细微差别。且安岐《墨缘汇观》著录中未提及项氏此三印，而同书中著录苏轼《复盆子帖》中写明“帖经项墨林收藏”；另一著录苏轼《一夜帖》中，写明“前后空纸有项氏收藏印”，项元汴为明代著名收藏家，《功甫帖》上若有项氏藏印，即使在另纸上，安岐也不会漏记。”

有明以降，藏家以多印为尚，《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编录藏印，因时局之限，难免挂万漏一。虽为鉴定重要工具，但若将之奉为无有漏遗的法典，不免以管窥豹。北京故宫藏欧阳修《灼艾帖》（图）卷上，项子京“檇李項氏世家寶玩”（图），和安仪周“安儀周家收藏”（图）藏印，均与苏轼《功甫帖》藏印一致。对比黄庭坚《致云夫七弟帖》、苏轼《覆盆子帖》墨迹上“安儀周家收藏”鉴藏印，亦完全一致。

                     

蔡襄《澄心堂》          苏轼《一夜贴》        苏轼《功甫帖》  

 

      苏轼《获见帖》                           苏轼《覆盆子帖》          

        

            苏轼《功甫帖》

   

蔡襄《暑热帖》   

          

黄庭坚《致明叔少府贴》

   

苏轼《功甫帖》

 

     苏轼《覆盆子帖》                黄庭坚《致云夫七弟帖》     苏轼《功甫帖》

《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一书是以上海博物馆藏书画为基础，辑录而成的印鉴款识。仅此推论，鉴定一学需广征博纳。区区印章虽小，疏漏一枚证据链可能不击而溃。金章宗完颜璟的明昌诸玺中《明昌》大方印、元代柯九思最重要的《柯氏秘笈》、清高宗弘历近千余方玺印没收录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中。

王洵《伯远帖》藏印累累，安岐在《墨缘汇观》中未将一印录入。陆机《平复帖》安岐仅记载藏印“宣和”、“政和”、“张丑之印”三方，上面宋徽宗印鉴七方，韩世能父子、梁清标等历代藏印数十方为何也没记录呢？

                     

安岐《墨缘汇观》          P39 陆机《平复帖》   P44王珣《伯远帖》

故文四文中关于项元汴收藏印问题的观点是不成立的。

(5) 研究者是否经手过眼，决定鉴定家素质：

    上博 研究者向《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表示：

通过研究馆藏的《刘锡敕》而顺带研究《功甫帖》，因为两者互为佐证。

并非鉴定家徐邦达先生在其《古书画过眼要录》中所认为的“明人伪本”。

也就是说，通过对馆藏《刘锡敕》的研究，研究人员已推翻了徐邦达先生对《刘锡敕》的结论。

此文二所言苏轼《功甫帖》曾在上海博物馆收藏，文革退还文物定为赝品，让物主携带出境。张、徐二贤定为真迹的苏轼《功甫帖》，为何翻盘复定为赝品呢？而张葱玉、徐邦达定为赝品的《刘锡敕》，为何至今还冠冕堂皇收藏于上海博物馆？

研究主要参考苏富比《功甫帖》拍卖图录。这是古代书画研究大忌，仅存图录研究，是非常不严谨的行为。图录上是看不清是否“双钩阔填”，如果真的没上手看实物，出研究报告是不负责任的。

文六：短短二十天间，上博研究员并确切对媒体逐力传言，渐次披露的观点和资料，致使《功甫帖》的真赝扩大与混乱。几天前坚称《功甫帖》从未进过上博，其后表明知道此帖50年代装裱成轴，并确切知道一直隐秘未现呢？

但是，依照刘益谦所言，研究者根本未见苏轼《功甫帖》实物，仅凭图录、照片对比《刘锡敕》帖，究竟有没有看过实物？

在此，笔者认为没有看过实物，如果真是依图录研究得出报告，是极不负责任的。

（6）问题核心“双钩阔填”：

2013年12月21日上海《新民晚报》发表的，文一是署名为三位先生的采访报道。

指出《功甫帖》墨迹源于拓本的时间，是清中期道光四年(1820)至同治十年(1871)之间。《功甫帖》伪本钩摹自晚清鲍漱芳(约1763-1807)辑刻的《安素轩石刻》

     2014年元旦《中国文物报》刊登的三人观点相左的两篇文章。文四在研究成果中，退出苏轼《功甫帖》墨迹钩摹于《安素轩石刻》的论点，而文五仍颇具骨气地坚持初始观点，：

墨迹是《功甫帖》“双钩填廓”。墨迹本带有拓本特征，如墨斑等。

苏轼《功甫帖》被质疑“伪作”的基点就是这一观点，看来三位先生的学术观点形成对垒冲突的局面。单先生否定“双钩”的同时，从清代的基点，跨越至明代基点。至此，三位学者的学术勇气和原则，令人困惑而钦佩，不过单先生之论据仍与历史真相甚远。谈及“双钩”可以引述三位先生之论，作一普及性解释。

谢稚柳先生对摹、临、仿的意见：摹有三种技法：1）先勾后填，古代时用涂烫好黄蜡的薄而透明的纸（涂蜡使纸变得透明）蒙在原迹上，再以淡墨用细线勾出书法或绘画轮廓。完成后取下蒙纸，将适当的墨色或颜色填进轮廓中去。被称为“双钩阔填”。2）将透明纸蒙在原作上，然后直接在其上用墨色依样摹写。3）先勾好淡墨色的轮廓后，不取下蒙纸，再直接在勾好的轮廓中依样摹写。（12）

这三种方法，都必须在摹写好的笔触转折或虚浮的笔锋处稍加填写或填画。因为在专心勾摹时，这种运笔上的技巧难以完全顾及，故鉴别这种勾填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对光透视，鉴别者可从透明的墨痕中，看出笔触的不完整，运笔有所迟疑而有快有慢，墨色则时浓时淡，有改的痕迹，或者墨色和勾的线不完全吻合。

笔者认为谢稚柳先生的论述，已经清楚说明摹写要素与鉴别，仅以最简单的借光透视法即可了然，文五的论据是不成立的。笔者与多位资深专业人士探讨，“借光透视”与高倍放大镜观察，均为发现钩摹痕迹，鉴定之余，大家不约而同自问，项元汴、安岐、张葱玉、徐邦达是何等大家，我等实属徒费功夫。

其实单先生在文四已经道出本相，戈勾挑笔、“功”字撩笔亏墨，呈锯齿状，这说明《功甫帖》墨迹不是双钩而来。近日单先生在得知苏富比《回应》后向媒体表示，“不会看、不理它，《功甫帖》是摹本，可能是自己写的，没有双钩廓填。”单先生公开易帜否认“双钩阔填”一说了！

《功甫帖》“功”字           《齐州塔铭》“功”字  《金刚经》“切”字

笔者亲自上手看过苏轼《功甫帖》墨迹实物，为防止“走眼”，用高倍放大镜反复观察，再将墨迹背对阳光审视。与钟、凌二先生观点相反，得出结论如下：

苏轼《功甫帖》墨迹本，纸张为北宋用纸，属于苏轼习惯性用纸，纸地帘纹明显为北宋竹帘抄纸。（13）这么厚的楮皮纸根本不适合钩摹。

苏轼《功甫帖》墨迹本，乃书写墨迹，未见勾描轮廓线，无钩摹复笔痕迹，浓淡墨、干湿墨自然形成，且有渍墨痕迹。用笔自然，笔划交叉痕迹清晰，因苏轼惯于使用浓墨书写，图像目鉴是看不出浓淡变化的。

     苏轼《功甫帖》墨迹本，上面的钤印色赫然古，印色不一，不属于同一时代钤盖。

翁方纲摹苏轼《功甫帖》墨迹，是双钩阔填！翁方纲的书法皆真，与《化度寺碑》（传）考文，上博苏轼《四君子》（传）图卷跋文一致。

拓本分为刻石、碑碣、墓志以及诗文杂著等，碑帖（石刻）历经秦至清近两千年。是从碑刻、铜器上墨拓下来的书迹或图像。方法用宣纸受湿蒙于器物碑刻上，椎之，使宣纸呈现凹凸，蘸墨拓成。

所谓出现了大量非人工自然书写而产生的石花、斑点、圭角、棱角状等莫名甚至匪夷所思的运笔与笔触。

从墨迹变成拓本比较容易，从拓本双钩阔填变成墨迹何其难。下面仅举两例：

裴将军贴  墨迹

 

裴将军贴  拓本

颜真卿《裴将军诗》墨迹，（图）全诗为十八句，九十字。北京故宮所藏的墨蹟本，因其字蹟筆劃太過拙劣，較《忠義堂法帖》的石搨本氣象也相去甚遠，實屬偽作---徐邦達《古書畫偽訛考辨》。（14）这就是墨迹源于拓本，徐老既然看出《裴将军贴》，由此推论，徐老凭目鉴足以辨明苏轼《功甫帖》墨迹与拓本区别（图）。笔者以智永《千字文》墨迹与拓本（图）为例，凡略懂书法者即可看出墨迹转化为拓本的区别。

       

 智永《千字文》拓本与墨迹

因此，将拓本石花、斑点、圭角在双钩阔填种完美纠补，是难以实现的！

文五质疑“世家”半印摹自拓本。这是固执而出的鉴定结果，导致偏差，事实是骑缝印钤盖。此“世家”印与台北故宫藏徐铉《私诚帖》（图）上钤印为同一半印，台湾大学何炎泉先生《徐铉及其<私诚帖>》已论述。依据《私诚帖》半印分析，“世家”半印与“义阳”半印，极似“义阳世家”（图）同一藏印，此印至少在入《石渠宝笈》之前已存在。

           

   徐铉《私诚帖》“义阳世家”印    苏轼《功甫帖》“世家”印

《私诚帖》为清宫旧藏，从未出过宫，“世家”半印至少在清以前，由此而论《功甫帖》墨迹摹自清中期之后，是不成立的。

 将“轼”字右侧半印，与“别”字左下方半印，经电脑拼图释后，显示为“图籍”。这方半印左侧部分，在“轼”字右侧，右侧部分在“别”字左下方，今已漫漶不清了。

     

《功甫帖》电脑拼图可能为“图籍”印

 墨迹转化为石刻，多以刻帖人审美为尺度进行修饰，《功甫帖》墨迹上的“世家”歪印，在《安素轩石刻上》修成直正，从拓本勾填墨迹而将半印盖歪实为方外之谈。

 曾有人质疑安岐《墨缘汇观》记载，前后半钤四印，为何多出这些钤印？那四个半印正是“义阳世家”，和“图籍”半印，都是骑缝印。至于多出很多收藏印，当然是安岐以后的的收藏者所钤。

《功甫帖》所钤盖之印，尚辨识即断言墨迹出自拓本说不成立，又失考据的严谨精神。

 （7）翁方纲题跋、书法问题，需要对古文献熟知：

 三位先生共同点就是翁方纲伪赝之作，根据是对照《复出斋文集》文字二者有出入，翁字应该是稍瘦长，不应这般略显方些。

翁方纲所藏《化度寺碑》是初拓本，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敦煌石室曾发现唐拓本，为法国人伯希和所获，现藏于法国巴黎图书馆、英国伦敦博物馆。近年在敦煌石室，发现残本，存236字，摹拓极为精彩。历代流传的《化度寺碑》，在宋代就误认为唐原石，其临模镌石精绝。翁方纲误将宋拓本考为源出唐朝原石，为唐石宋拓。

暂不论翁方纲误判，其题写于《化度寺碑》拓本的墨迹书法，与苏轼《功甫帖》上的书法墨迹是完全一致的，不存在“略显扁方”。其实，上博馆藏苏轼（传）《六君子图》卷，跋尾的翁方纲题跋，亦符合“略显扁方”的形态。（15）

 翁方纲所写苏轼《功甫帖》题跋的书法墨迹内容，与《复出斋文集》有不符一论，李雪松先生曾撰文释疑，笔者颇赞同其推论。不过，笔者在考证中发现实例，可以印证李雪松先生的推论。如北京故宫收藏欧阳修“《灼艾帖》卷上，翁方纲为江德量题跋跋文与文集存有出入。文集著述“予在江西三年”，墨迹书为“方纲昨在江西三年”， 文集著述云：欧阳文忠手帖用李茶陵韵二首。墨迹书写“秋史侍郎以所藏欧阳文忠手帖所题，用李茶陵韵二首。落款时间为庚戊九月 翁方纲”，（16）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

最为关键且近便的证据是上博收藏苏轼（传）《六君子图》卷，上面的翁方纲跋文，与《复出斋文集》差异更大。        

   

《六君子图歌》       《复出斋文集》

《后六君子图歌》       《复出斋文集》

翁方纲去世后，其手稿几经辗转，后为缪荃孙（1844-1919）收藏。缪氏曾“取校通行本《复初斋诗文集》，从稿本中辑出《复初斋集外诗》二十四卷、《集外文》四卷，刊入《嘉业堂丛书》中”。

历代著名文人的文集多为后人辑录。如本文核心人物郭祥正《青山集》为元人编撰。

再者，书法墨迹与文集记载有出入，古来此事不足怪也。仅举翁方纲同时代的乾隆皇帝，贵为国君的题跋、钤印、落款时间，与记载不符甚多，下面就举两例吧！

北京故宫收藏的汝窑三足盘，（17）原系清宫旧藏，从未出过宫。盘心镌刻的乾隆皇帝御题诗，落款时间为：乾隆戊戌夏御题（即为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此诗在《御制诗文集》时间，乾隆庚子，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

    

北京故宫藏宋汝窑三足洗

   

王洵《伯远帖》及跋

三希之一王洵《伯远帖》卷（18），在《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记载里，与实物上有很大区别。如：乾隆皇帝御题下面，明明是三方御玺钤印，《石渠》记载缺少了《耽书是宿绿》玺；在沈德潜书《三希堂歌》中，记载里出现不少通假字、别字、错字，与作品实物相差很大。

因此，质疑翁方纲题跋与文集，是阅读古典多寡的问题，而非真伪讨论范畴。

    2014年1月14日《新民晚报》发文：“《功甫帖》疑点补遗”一文，之一如下。1）油笺纸《功甫帖》是作伪母本。（上文已阐述谢稚柳先生文章，不再复述）。2）《功甫帖》“虫吃”露作伪痕迹。古书画虫吃现象普遍。藏于南方的书画多遭软体齿弱的蠹虫食蚀，蛀痕为弥漫式。如曾巩《局事多暇帖》页。北方多为衣鱼，节肢齿尖，蛀痕为点洞式。如宋版书《文苑英华》。

明·高濂《遵生八笺》有对染黄纸和造假虫蛀痕迹作伪论述：“或置蛀米柜中，令虫蚀作透漏蛀孔；或以铁线烧红，锤书簿本，勉强成眼，一二转机，种种与新不一样。用红装衬绫锦套壳，入手重实，光腻可观，初非今书似乎，以惑售者。”（19）

“《功甫帖》疑点补遗”的观点是不成立的！

（三）考证：

是否符合苏轼书法风格呢？苏轼《功甫帖》墨迹究竟是怎样一幅作品呢，其时代到底是何年呢？流传的过程又是怎样？

（1）符合苏轼书法特点：

最初，三位先生认为苏轼《功甫帖》墨迹本：用笔居然以偏锋为主,线条无不单薄枯梗，缺乏立体感。

后来文五又变为：墨迹本书艺与苏书不符，远差于拓本。如“奉议”中“奉”字捺笔的一波三折，“甫”字、“奉别”中“奉”字的悬针，“议”字竖勾，“功”字弯勾等。试看“墨迹本”，如两“奉”字共计十横的起止，“谨”字言旁、“轼”字勾挑、“议”字长撇等，“甫”字左竖等，用笔以偏锋为主，失却苏书凝重饱满、沉着稳健特质。

文四新的观点确有新意：《功甫帖》从字的形体上看，与苏轼的书体相符，尤其接近于《北游帖》。然而，摹本也是最容易得其形似的，鉴定真迹和摹本的关捩是笔法。细察《功甫帖》的用笔，大部分笔法较为丰润流畅，然而有些地方却显得别扭。例如“别”字，最后一竖边框线呈现不平整的波状曲线，这在苏字中是未见的。

笔者以为三位专家误解了，这幅苏轼《功甫帖》墨迹，正是苏轼标准的“玉环体”书风。

上博书画泰斗谢稚柳先生在鉴定苏轼书法曾发表过考据见解：有人评论苏轼的字“用笔不合古法”，“腕著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拙”，（20）从中可领会苏轼用笔是偏锋的，而评论者认为应该强用中锋的古法，且用中锋瘦硬，用侧锋则较肥而松。又因苏轼中年爱用宣城诸葛丰鸡毛笔，所以笔画写来显得稍肥壮宽博。··他说：“短长肥瘦各有度，玉环飞燕谁敢憎。”（21）而说苏轼的字是“风神在披拂间”，是最形象的评论。（22）·

上面谢老的文字乃苏轼学生黄庭坚所说，有人妄断“以偏锋为主”，不符合苏轼书艺的观点，其人所知苏轼难道超越苏门学子。

文四认为个别字别扭，大部分“笔法较为丰润流畅”。其实，文四在此处挑个别部分缺陷，是以一概全笔者将《归院帖》、《归安帖》、《覆盆子帖》等，是否比《功甫帖》写得好？寻来参比，发现鉴定实是眼界宽窄的问题。

       

苏轼《覆盆子帖》  苏轼《归院帖》     苏轼《归安帖》

例证一：“别”字。台北故宫藏苏轼《职事帖》中“别”（图）字，与《功甫帖》中“别”字，是否符合谢老“左秀而右拙”偏锋所文五认为，何来“以偏锋入笔，线条无不单薄枯梗，缺乏立体感”。举例为证：“议”字竖勾，“议”字长撇问题。台北故宫藏苏轼《归安帖》中“议”字，“轼”字戈勾都是长撇向上勾出。这是以侧锋入笔，向右迅速行笔，驻笔折锋勾出。

《功甫帖》“议”和“轼”字戈钩                   苏轼《归安帖》“议”字

值得注意的是：此帖的“议”字与《功甫帖》相同没有避讳。

再例：“奉议”中“奉”字捺笔的一波三折，“甫”字、“奉别”中“奉”字的悬针。台北故宫藏苏轼《邂逅帖》中“奉”字，（图）斜捺与《功甫帖》笔势完全一致。笔锋落纸后，向右慢行行按不断，至末端向右提笔出锋。悬针也是行笔时笔锋正，滞顿有力，末端出锋如针尖。只是第二个“奉”字悬针，收笔上挑带出牵丝，源于书写结构变化。这才是苏轼的真风格，所谓“宋人八面出锋”。 

 

《职事帖》、《功甫帖》“别”字

      

  《杭州营籍》、《功甫帖》“甫”字

 

苏轼《功甫帖》“奉”字                                         《群玉堂法帖》“奉”字

因此，文四指摘个别部位，有失公允。在书艺方面否认《功甫帖》，文五的论证基本是资料考阅失据，过度自恃感性审美的素养。

分析《功甫帖》书法特点，要先以结体入手，这是摹学者很难做到的。下面就逐一拆解《功甫帖》笔划分析：

《功甫帖》虽只九字，却包含了短点入笔时露锋，向下轻轻一按，回锋时收笔，如“轼”字、“甫”字。捺点以捺笔写成点，提笔时收锋，如“苏”字。 

  

     

《功甫帖》“苏”字             《赤壁赋》“苏”字

《功甫帖》“轼”字        《归安帖》“轼”字         苏轼《祭黄几道文》

横画有短横，入笔时露锋，向右上方行笔，收笔时回锋，如“苏”字、“轼”字、“议”字。露锋横入笔时轻落，出笔显露锋尖，收笔时锋回，最典型为“谨”、“奉”、“甫”、“议”字。上调横入笔时留锋，收笔时向左上挑出，如第一个“奉”、“议”字。

     短横                             漏锋横                             上调横

悬针竖入笔时锋正，末端出锋宛若针尖，如第一个“奉”字、“甫”字。玉筋竖入笔时顿锋，至中段行笔变轻，末段回锋，如“苏”字、第二个“奉”字。

          

悬针竖                  玉筋竖

长撇入笔时藏锋，上段肥厚起笔，至末段按笔变轻，如“奉”字、“议”字。

斜捺入笔时，笔锋向右行按相加，至末段向右上提笔收锋，如“奉”字。 

              

                     长撇                                  斜捺

竖钩入笔时逆锋，中段笔轻，末段顿笔鈎出出锋，如“别”字。戈钩入笔时为侧锋，行笔向右下方，末段驻笔向上钩出，如“轼”字、“议”字。弧曲钩如笔时轻按，运笔时有顿挫，收笔时轻撩，形成一弧曲钩，如“别”字。扁弩钩入笔时逆锋，横笔轻行，转折处按住向下行笔，至末段向左下钩出，如“别”字、“功”字。  

弧曲钩                  戈钩                      竖钩                   扁弩钩

苏轼最典型的行笔要诀都已分析清楚，多读一些苏轼翰墨，就知道前贤将《功甫帖》定位真迹，“双璧”、“极为神采”。

（2）作品归属及年代：

    苏轼《功甫帖》墨迹本，是一件极短的告别式便条，就是向其好友郭祥正（功甫）告别。相比苏轼其他书札，《功甫帖》的书法至少徐老的“神采飞扬”并非溢美。

以文四举证的台北故宫藏《北游帖》（图），是帖书于元丰元年（1078年），从书法艺术水平来分析，稍逊《功甫帖》比较。如果从《北游帖》书法内容分析，前面“轼”字繁体，后面“轼”字简体，“慰”字写成“尉”字，并不属流行概念中的通假字，若按某些阴谋论者，岂不是假货。再从书法结体分析，《北游帖》“轼”、“尉”、“未”、“顿”字，非常不美。    

苏轼《北游帖》

文四质疑：“轼”字，最后戈勾起笔处，出现两个尖棱，“功”字最后挑笔下端也有锯齿状突出，如果是一笔写出，是不可能产生这种赘笔的。《北游帖》起首“轼”字，结体不正，戈勾入锋错位，再向右侧微移直撇而下，再将锋正勾出，这完全违背苏轼用笔规矩。“功”字下端锯齿状，是苏轼侧锋下挑出现的墨亏现象。北京故宫藏苏轼《归院帖》中有多字撇捺亏墨，“说”字尚有复笔出现。

笔者认为看苏轼的书法妍拙，不可将笔划拆卸支离，将草笔断为败笔，将险锋判为赝书。

苏轼《功甫帖》墨迹，翁方纲考证为：苏轼三十六、七岁所书，五年（1072），啟用章惇。郭功甫亦於同年被擢升為殿中丞（宋職官二十四階，奉議郎正是殿中丞之秩）隨章惇致仕，期間郭曾路經杭州。

经考得出不同的结果，是否翁方纲考证有误，请方家以正：元丰四年，（1081年）起用汀州通判。元丰五年，转摄漳州，以顶撞吏部使者，被召回京。行至半途，遭诬下狱。五年后使得平反，出狱后自号“漳南居士”。（23）

十三日(二月)十三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四：记此条于三月壬子，是月庚子朔，壬子为十三日。前汀州通判、奉议郎郭祥正勒停，坐权漳州补僧道亨住持不当受金，悔过还主，及违法差送还人，经赦也。（24）

 苏轼因元丰二年“乌台诗案”下狱，四月后由王安石求情免于死罪。元丰三年被贬黄州团练副使。半年后离京，七月抵达黄州，游“赤鼻矶”时，写下名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在黄州期间写下《满庭芳·寄鄂州朱使君寿昌》、《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元丰五年苏轼在黄州写下了天下第三行书，即《黄州寒食诗》卷。

按照元丰四年郭功甫在汀州做通判奉议郎，苏轼元丰三年被贬黄州，苏轼到达黄州为七月，抵达后并未投入工作。元丰四年写给郭功甫此帖，也是可以成立的，这一年是公元1081年。上文提到恰在这一年，苏轼躬耕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笔者认为苏轼《功甫帖》，不是苏轼三十六、七岁所作，是否1081年所写待考。

 （3）苏轼《功甫帖》流传有序：

2013年12月23日《新民晚报》又刊“上世纪80年代曾有《功甫帖》赝品流传”一文，言：

有知情人士向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透露，上世纪80年代曾有人研究过一件文革抄家得来的《功甫帖》，经过研究考证，发现是赝品，于是退回物主，后来听说此物被带出境外，可能流入美国，但目前也无法确认。

依据上文徐邦达先生在故宫1992年《院刊·书画鉴定百例》文中提到，苏轼《功甫帖》收藏与上海博物馆。

上博谢稚柳先生1962年，曾与张葱玉、韩慎先全国巡回鉴定古代书画，一定谈及苏轼《功甫帖》。大陆苏轼墨迹非常少，岂可轻易放手，还让其流入美国，这一点还要请上博以教。

苏轼《功甫帖》最早记载是清初安岐《墨缘汇观》：牙色纸本。行书二行，共九字书“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前后半钤四印。虽其数字甚佳。（25）

安岐，字仪周，朝鲜人，明珠家奴，是清初书画收藏最严谨、质量最高的大藏家，其掌眼者是《平生壮观》的著者顾复。张葱玉先生曾言，安仪周的著录作品赝品甚少；徐邦达先生也曾言，数十年来未曾见一件安氏著录的赝品。

李佐贤、翁方纲二贤，也是清中期书画鉴定大家，虽然不及安仪周之深度，也可作为参考佐证。

张珩，字葱玉，浙江人，是现代古代书画鉴定奠基人，今天书画鉴定源于其理论。1934年二十岁时北故宫聘为评审委员，1946年再度被聘为评审委员，1962年新中国第一次古代书画全国鉴定三人小组组长，1963年49岁先生英年早逝。1999年文物出版社出版《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启功先生前言题写道：我们不但对张先生的学识更加佩服外，···才明白所以《韫辉斋所藏唐宋以来名画集》中那些件名画无一伪品的缘故了。（26）

《张葱玉日记·诗稿》（上文已祥录）中间《功甫》、《章侯茂异》二帖最佳，《道祖帖》真而不精，又破损太甚。《功甫帖》才九字，若与《太简》为匹，则真属双璧矣。”（27）

在此，可以理解葱公当然见过苏轼《功甫帖》原迹。

徐邦达，字孚尹，浙江人，吴湖帆先生弟子，五十年代初调入文物局后入故宫书画部。出版过《古书画伪讹考辨》、《改订历代流传旧藏书画录》、《徐邦达集·古书画过眼录》等著作。参加过八十年代第二次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工作，被人称为“徐半尺”。

在此，笔者申明，古代书画鉴定大师们的鉴定意见，并非为绝对真理，只能作为我们读画的重要佐证。但是，他们的学养、见识、书画功底、科学态度是值得我们尊重的。

上文已谈到徐老，曾两次将苏轼《功甫帖》记载下来，1992年第02期故宫《院刊》，和《徐邦达集·古书画过眼录》在此不多赘言，可见徐老对此帖的重视。

也有人在质疑苏轼《功甫帖》，为何元明数百年未见著录？

北京故宫藏北宋《听琴图》、马麟《层叠冰俏图》也没有历代著录。当年就是以无著录、太新为由，鉴定为赝品。

单先生已在新的文中阐述：关于古书画鉴定方法，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鉴定概论》一书中指出：“鉴别书画时，我们把它分成主要和次要的几个方面，这就是：‘书画本身，是主要的。’而本人款题和他人题跋，本人印章和鉴藏者印章，所用的纸、绢、绫以及幅面格式、装潢型制等，则是次要的。”我们遵循这一方法，首先应对帖的书法本身进行分析。这一点笔者完全认同！

考安岐《墨缘汇观》著录蔡襄书法十件，黄庭坚书法十五件，米芾二十一件，这些至今未见赝品。苏轼书法十二件之多，《洞庭中山二赋》藏于吉林博物馆，《新岁展庆帖》藏于北京故宫，《子高帖》不知去向，《功甫帖》在此出现，其余八件书法作品均藏于台北故宫。独《功甫帖》是唯一可见散落民间苏书。

在此，笔者认为《功甫帖》最早著录安岐《墨缘汇观》，墨迹本身符合苏轼的风格，是流传完整，属有绪之作品。

4）纸张问题决定真伪的最主要因素

文二：完整报告中将不涉及《功甫帖》纸张问题。

纸张问题是最主要问题，它决定是否钩摹的关键。

上文（二）论证（6）核心问题，以论证纸张属性，在此，还是要多些赘言，详解苏轼《功甫帖》纸张问题。苏轼《功甫帖》属于“国纸”楮皮纸，唐朝时期以京兆地区盛产，两宋以后生产重心转移到徽州地区。

纸张的原料是徽州地区满山遍野的楮树，也叫构树，唐代大文豪韩愈称之为“楮先生”。两宋时期，抄纸技术尚不发达，纸地高约30.3厘米，阔约40厘米。荡纸帘为竹制帘，通常为一帘三纸，帘纹直径分为0.2厘米粗帘、0.15厘米中帘、0.1厘米细帘、0.05厘米特细帘四种。纸地厚度由唐代0.1毫米，至宋代为0.05毫米，广泛用于名剌（唐人元稹《长庆集》卷二十三），版本书刊印之用。

北宋抄纸

楮树制作成浆后，需添加“纸药水”，宋周密《癸辛杂识》介绍：“凡撩纸，必用黄蜀葵梗叶，新捣方可撩。无，则粘黏，不可以揭”。这样可以保持韧性，以免揭纸破裂，和改善纸纤维悬浮性。

北宋四家苏、黄、米、蔡四大家喜用皮纸，易于有自己特点。蔡襄草书笔画露出一丝丝白道，称之为“飞白”；东坡字体豪放、潇洒；黄庭坚字雄健挺拔；米芾则重视天真自然。北宋李建中的《贵宅帖》、苏轼《新岁（展庆）未获帖》、宋徽宗《夏日帖》···都是楮皮纸。这种楮皮纸是半生半熟，仔细观察可见渍墨痕迹。

苏轼《新岁展庆帖》（或称《新岁未获帖》）北京故宫藏

南宋以后桑皮纸被广泛运用，以浙江地区版本书流行，表面平滑，坚薄而易受墨，不易虫蛀，但成本较高。如《五牛图》卷、宋抄本《洪范政鉴》。

南宋以后，抄纸竹帘改为丝网抄纸，帘纹不明显，以南宋纸币“库子会在行”为例，（今在国家博物馆收藏），纸地致密韧性增强。

明代以后，造纸技术进一步发展，楮皮纸生产更加细路，被误认为棉质地著名的《永乐大典》，实际为江西南昌新建县的楮皮贡纸。被神话的“宣德笺”、“高丽镜面笺”，实际上也是楮皮纸，这一点在方以智《物理小识》卷八已有记载。

元明以后，抄纸帘变得大而阔，改为一帘一纸。是书画大幅立轴呈现，也无需双拼接纸，如沈周《庐山高图》等。纸的熟性加强，利于作画，很少看见渍墨痕迹。晚明大写意绘画，反而喜用生纸，利于渲染作画。

 

明代抄纸

因此，这种北宋楮皮纸，不具备勾描使用的透明性，“双钩阔填”一说是不成立的。

以上对于纸张的论证，主要参考于潘吉星先生《中国造纸史》一书，对潘先生的学识深感钦佩。

结论：苏轼《功甫帖》墨迹，经过对纸张、苏轼书法风格、时代考证、安岐收藏苏轼书法作品的可靠性、张葱玉、徐邦达先生认定，《功甫帖》是苏轼真迹！

面对前贤早已有清楚记载古代传世之作，尤其是宋元作品的考证，实属一项耗尽一生心血的系统工程。任何先入为主的惑性引导，草率断论，都是最为忌讳的大病。实践证明前辈鉴定家中张葱玉、徐邦达，是我们用勤补拙仍难企及的旷世天才。前辈构筑的鉴定体系和理论，无不建立于丰富的经验基础上。当我们充满勇气立言立说之时，至少不失敬重地自问，我们的学问和眼力，是否具备和挑战前辈的能力，以免陷入一击即溃的尴尬。

在此对单国霖先生、钟银兰先生、凌利中先生长期以来研究古代书画研究做出的贡献深表敬佩，也为拙文中或有冒失不敬之处前予致歉，相信三位高贤能给予学术意见不同的谅解。

本文得到当今文博界诸位高贤指点，以及徐邦达先生多位学生指教，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注：

（1）2013年苏富比春拍古代书画图目

（2）《宋史》卷十九

（3）《宋史》卷四百四十四、《青山集》提要

（4）2013年上海《新民晚报》

（5）、（6）2014年元旦《中国文物报》

（7）张珩先生在《日记》(书画出版社2012年出版《张珩日记》第130页)

（8）《怎样鉴定书画》上海书画出版社

（9）《徐邦达集·古书画过眼要录二》P324

（10）1992年第02期北京故宫《院刊》

（11）郑银淑《项元汴之书画收藏与艺术》1984年10月文史哲出版社

（12）（22）《中国文库·中国书画鉴定》谢稚柳P103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社

（13）潘吉星《中国造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4）徐邦達《古書畫偽訛考辨》江苏古籍出版社

（15）《中古代书画图目·第二册》P21文物出版社

（16）翁方纲《复出斋文集》二集卷四十

（17）李辉炳《故宫藏文物珍品大系·两宋陶瓷》上·P3上海科学出版社 （18）《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初编》P1173上海书店

（19）明·高濂《遵生八笺》卷十四

（20）黄庭坚《山谷集》卷二十九

（21）《东坡诗集注》卷二十八，宋·朱长文《墨池篇》卷四

（23）《马鞍山地方志》

（24）《宋荟要辑稿》卷358

（25）安岐《墨缘汇观》P65

（26）《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启功序言

（27）《张葱玉日记·诗稿》